香菇经济发展一波三折 艰难的历程 香菇养育了庆元、龙泉、景宁几十万人民，三县人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的香菇文化。但是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，香菇这朵奇葩并没有给菇民带来福祉和命运的改观。技术的守旧和官商的盘剥，广大菇民依然生活在“辣椒当油炒，火笼当棉袄，松明当灯照”的艰辛之中，至民国末年，“庆元香菇”这一民族精品几近凋蔽。 解放后，为了迅速恢复和促进香菇经济发展，庆元县各届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措施。1952年建立“庆元县菇民协会”，派出30多名干部分赴福建、江西、安徽等地设立14个菇民分会，负责领导和协助菇民与当地政府联系山场，解决生产纠纷，保护了菇民的合法权益。但不久极“左“思潮象龙卷风一样侵入香菇生产领域，又使刚刚起步的香菇经济一蹶不振，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中都处于低谷。
    1954年冬庆元县委对香菇生产不适当地提出“积极转业，逐步收缩”的方针。1955年又进一步改为“逐步转业，坚决收缩”的方针。1956年还把分散在100多个县的约4000多个菇寮不顾菇民意愿，全部折价入社，强行参加农业社统一分红。1957年，当地政府开展批判“重菇轻农”思想，“反瞒产”，或者菇农从菇寮强制带回。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随着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的浪潮泛起，菇民外出制菇被看成是搞“资本主义”，各个菇寮都停止了菇树砍伐。少数还敢外出制菇的也多是家有劳力，以外出做工为名，潜到菇山去采收一些零散香菇，就地销售后便悄悄回家参加队里的农业劳动了。而 “文化大命”期间，这股“左”思潮更是发展到顶峰，县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竟在全县干部大会上提出了“枪毙香菇”的骇人听闻的口号，使香菇生产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。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无人敢上山制菇。
    1977年后，情况虽然有所好转，但据1978年统计，全县香菇产量尚只有43担，而供本县收购的仅有62公斤，以至全国羽毛球赛在杭州举行时，要求庆元县供应150公斤香菇都无法解决。 然而，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香菇业毕竟是庆元人民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，它根深蒂固，牵动人心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庆元县委拔乱反正，为香菇正名，制订了一系列鼓励、扶持政策，1979年安排了4800多名菇民重返闽、皖、湘、鄂、桂等11个省200多个县，重新修起了3000多个菇寮，香菇生产又迎来了它的春天。